我们四川人把与自己同年出生的人叫“老庚”，表达一种“亲近”感。因为同年生的人经常遇到，在单位里有个“老庚”并不稀奇。如能遇见同年、同月、同日出生的人，常让人惊喜，亲切感立马上升。能遇见同年、同月、同日，又出生在同一个城市，同一个医院的人，恐怕是奇迹。可我在小凉山E县当临床医生时，还真的遇上过这样的奇事……

1965年，E县县医院老门诊部那十几间平房做了宿舍，新门诊楼正在修建中，于是医院在城中心百货公司旁边租了一幢房子暂时做“门诊部”。当年山区基层县医院的简陋，是大城市人无法想象的。夜间值班只有三个人：一个医生，一个护士，一个药师。医生还要兼挂号员，收银员。一个大柜子（病历柜）把狭小的挂号室分成前后两个部分，柜子前面有挂号的窗口，办公桌；柜子后边放的是门诊备用的消毒用品之类的杂物及医生值班床。有一天晚上8点过，没有病人，我半躺在床上看医学期刊，突然听到有人用普通话喊：“彭医生，今晚月亮好好哟，外边又凉快，出来聊聊天嘛！”那普通话带江浙口音，我知道是来医院不久的转业军人护士陆琴（化名）在叫我，我立马起身，侧着身子穿过大柜子和墙之间的窄小空隙，走了出去。门诊大门外就是大街边，陆护士，杨药师已经为我安好座凳，我就坐了下来。在月光的照射下，冷冷清清的大街，让人感到一丝凄凉。

“彭医生，你与豁医生都是川医毕业的大学生，我好羡慕呀！”陆琴咧嘴笑着说：“我就没读成大学……”这位热情开朗的转业军人，让人感到一点暖意。“彭医生，你哪年出生的？”陆琴笑着问。“1937年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哎呀，我也是1937年生的哟”陆琴大笑。“嘿，遇上个老庚啰……”我笑着说。“你的名字为啥叫‘子京’哦？”陆琴谈兴正浓，继续问。

“我儿子在北京哦！”我笑着回答。“哈哈，你吹牛啊！”陆琴笑得更欢：“你爸给你取名字，咋会知道你儿在北京？”

“彭医生的儿子真的在北京。”杨药师插话说。

“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爸给我取这名字，是表示我是在南京出生的儿子。我出生在南京鼓楼医院。”我说。 陆琴一下子收起笑容，目光盯着我，让人感到奇怪。她问我的生日是哪天？我回答说：“8月5号。当时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，中央医院就被炸过一次，鼓楼医院是美国人办的，屋顶有美国国旗图案……比较安全，我出生在那家医院”我平静地诉说着这段历史。不料陆琴叫喊起来：“天呐！我也是1937年8月5号出生在南京鼓楼医院……当年婴儿室的一起哭涕的男婴女婴，会在小凉山大渡河边相遇？……奇迹哦！”

从此，陆琴护士见到我这个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老庚总是笑容灿烂，格外友好。她工作起来动作麻利，走起路来风风火火，说起话来快人快语，没有什么城府。她总在门诊部上班，我大多数时候在病房上班，相遇的时间不多。但一起在门诊上班时，一有空闲，她就跑来向我提出各种问题。有天中午，发生了一起让人尴尬的“意外事件”——我在值班室床上休息了一会儿后，低头思考着某个问题，一边往外走，不料陆琴也急匆匆往里走，我俩的身体相撞，两人身子紧贴在一起被卡在柜子和墙壁之间，当我的目光从她被挤压得变形的乳房抬起时，只见她羞得满脸通红，我赶紧后退一步，这次意外的碰撞，是我们身体第一次的“亲密接触”。事后，她见到我时的目光似乎更加妩媚——当然，这种感觉不知是否是我自作多情。但我想到，与她要有距离。因为我知道，当年整知识分子的套路是，如果家庭出身，政治思想方面整不出名堂，就追究男女关系问题，如果也没问题，那就说你“骄傲自大”。所以，除工作中的接触外，我与单纯、善良、热情的老庚陆琴并无任何私下接触。

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，有了1957年“反右”的教训，我们对一切“政治运动”都恐惧，我与妻子不参加造反派，也不当保守派，老庚陆琴对此表示理解。有机会时，她就向我通报一些医院两派的动态。我在与她的交谈中，自然会流露出对“文革”的看法和迷惑：各级干部咋会是“走资派”？，他们有资格选择走什么“路”吗？知识精英都遭迫害，这是在毁掉中华民族哦，只有世界上的反华势力才高兴；大批地下党出身的老革命被整，抗日军人被整，大量文物被破坏……是爱党爱国的人干得出来的吗？

1967年春，有个中午，门诊无病人，我在看一份“红卫兵简报”，神情凝重。陆琴笑咧咧走进诊断室，朝我大声喊道：“老庚，看什么哦，那么专注……”我把刊载着罗广斌跳楼，前额裂开的照片递给她看，她惊得睁大了眼睛，问道：“是写《红岩》那个……”我点点头，自言自语般说：“我见过他，和他讲过话……”“这怎么可能？你见过罗广斌？”陆琴满脸疑惑，急切地说：“咋回事啊？快讲给我听听！”

“刚解放时（1950年），我是成都五世同堂街那个省成中初一的学生”我开始给老庚讲故事：“成都市第一个少年儿童队就是在省成中成立的，我品学兼优，当了少儿队的队员——少儿队改名少先队是53年后吧……”陆琴像个少女一般痴迷地听着。我继续说道：“我后来搬家到了重庆，转学到重庆复旦中学，我当了少儿队长。罗广斌当时在重庆市大坪区团委工作，离复旦很近，学校请他给同学们讲渣滓洞革命先烈的故事，我当时负责接待罗叔叔……”

“这是咋的，对自己的同志往死里整。”陆琴感叹道。她随后表示了他对我当“逍遥派”的理解。

可是，我这个不参加运动的“逍遥派”，到了1968年底“清理阶级队伍”时，仍然惨遭迫害。抄家、批斗、游街、关押，我这个连“主治医生”资格都没有的底层医生，竟然成了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被关押三个月。我“获释”回家时，妻子告诉我，老庚陆琴好像因为拒绝检举揭发我，有天被抓去审问过。我心中对这位转业军人出身的老庚产生出一丝敬意和感激。

我正常上班后，终于有了与陆琴单独对话的机会。她还是一脸笑容，开口就问我健康情况如何？然后大骂医院里整人的人都是王八蛋。我迫不及待地问她被审的情况，她一下子兴奋起来，咧嘴嬉笑着说：“那些龟儿子，遭老娘训得瓜些些的……他们要我揭发你的反动言论，我说没有，总不能瞎编害人嘛。然后那个李公安盯住我凶狠地问道，老实交待，你和那姓彭的是啥关系？我说是同事关系。他看我一点不怕，拍桌子说，你们不是老庚吗？我说，同年同月出生有错？他突然讥讽地说，还同在一个医院出生呐！你老实交待，你究尽是啥子家庭出身？我说，工人家庭。他说，别再瞎编了，旧社会工人阶级受剥削压迫，连饭都吃不起，婆娘生娃会去洋人办的大医院？……”陆琴看我听得那样认真，一脸得意，她继续说道：“我对审我的几位扫了一眼，他们个个都盯住我，看我如何回答。我一子明白，这才是他们要审我的关键问题。我告诉他们，我爸是南京鼓楼医院的西餐厨师，本院职工的老婆生孩子不能在本院生？我爸当年是南京有名的西餐师傅，毛主席视察南京时都吃过我爸做的面包。我参军是经过严格政审的，你们还信不过？去兰州军区总院门诊部打听一下，谁不知道我小陆！对了，我与军区司令冼恒汉将军很熟，你们打电话问问冼将军我是不是工人阶级！”陆琴向我描述了审她的几位“革命造反派”惊傻了的样子。她继续说：“我大喊道，最高指示：工人阶级领导一切！然后转身就走了。”陆琴咧嘴笑了。然后又补了一句：“我本想再背诵一句毛主席的话——‘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’——我看他们那副傻样，可怜，算了，没说出口。”

病人的信赖，妻子的抚慰，医院大多数同事对我的同情，让我很快从横遭迫害的痛苦中走了出来。几年的发奋努力，我并取得了光鲜的成绩。我们研发的“手提式制氧器”引起卫生部重视，《人民日报》，新华社都发了消息，《四川日报》刊登了我的工作照；我们在抢救病人中应用锁骨下静脉输液及独创的Y形接头插管术的文章也在《中华医学杂志》上发表，我被选为县、地区、省的先进科技工作者，戴着红花在大街上接受群众的欢呼致敬……十分幸运，1978年，母校对我们敞开了怀抱，我们夫妇回到了华西坝。

我们当然没有忘记自己奉献了全部青春的那山那水，没忘记县医院的同事，包括老庚陆琴。县医院的同事退休后大都到了乐山养老，常聚会。有年传来消息，说陆琴患了癌症，让人好揪心。后来又听说她右下肢被截肢，靠拐杖行走，但她很坚强，有时还参加医院退休员工聚会打麻将，大家戏称她为“抗癌英雄”。

2011年秋，我与妻子为纪念大学毕业50周年，决定回大渡河畔群山环绕的E县一趟，那里有我们太多的青春记忆，那山那水值得我们拜祭。然后，我们再到乐山与当年县医院、防疫站、护幼保健站的退休人员聚会，由我们夫妇作东。我对帮我们组织这次活动的人强调，一定要请我老庚–陆琴夫妇出席。

聚会那天，我们心里好激动，提前到达聚会的那个山庄，想不到，陆琴和她先生来得更早，她在远处朝我们微笑。我发现当年活力四射的少妇，一下子咋就变成了衰老不堪的老妪，右腋窝还夹着拐杖，右小腿处裤管在风中动……我好心酸，赶紧上前想握住她的手。让我意外和惊讶的是，她张开了双臂，要我拥抱。我立刻上前把她紧紧抱住，脸颊贴着脸颊。这是我与她身体第二次“亲密接触”。我的双手清晰地扪到她的脊柱和肩胛骨，我是在拥抱异性朋友？倒像是在抱着一具骨架。我一下子想起那年我们被卡在柜子和墙壁间的情景，她那时身体是那么丰满，她害羞的样子多么好看……疾病啃噬了她的健康，我是医生，却无能为力。我们松开手，面对面谈话时，我发现她满眼泪光闪闪。但她还是笑了，她说：“嘿，老庚，你多好呀！华西的教授，还出过国……”然后，她从她先生提着的袋子里，那出两个礼品盒，一个装的是一双不锈钢筷子，一个盒子装的是不锈钢调羹，这是她赠给我们夫妇的礼物。我一下很尴尬，我怎么没想过给他准备礼物呀！

这是我与陆琴这位老庚的最后一面。大约两年后，我得到消息，老庚陆琴和她的先生已在养老院先后去世。如今我也进入耋耋之年，将来会在天堂会遇见陆琴老庚吗？如能再相见，我也要给她一份礼物……